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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争议:「经济学」不该享有诺奖吗?减贫研究无用吗?

时间:2021-02-28

来源:诺贝尔作者:诺贝尔点击:508

经济观察网记者李思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 Naji)、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三位获奖者的获奖感言中写道:“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20年里,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研究所学术副总裁兼金融学教授洪雁表示:“诺贝尔奖授予了这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实践。这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经济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几年前,《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担忧。”

“三位获奖者都处于他们研究成果的巅峰时期。可以预期,他们将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洪雁说。今年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一个特点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平均年龄为67岁的大背景下,三位获奖者都非常年轻,在旺盛的科研产出年龄,潘基文纳吉58岁,克雷默55岁,杜弗洛47岁,杜弗洛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这也是班纳吉和杜弗洛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次共同获奖。

此外,这一奖项使达芙洛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50年历史中的第二位女性获奖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因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的分析而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享年76岁。洪雁认为,作为美国经济协会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杜夫洛的获奖“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经济学家在学术界地位的提高。”

将实地实验引入发展经济学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逐渐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综合分支。它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摆脱贫困,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经济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指出:“全球仍有7亿多人保持着极低的收入。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于本可以通过廉价治疗预防或治愈的疾病。世界上仍有一半的儿童离开学校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算术技能。”

洪雁说,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创造性地将实验方法和手段应用于发展经济学,并率先使用实地实验来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合理政策干预来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研究在一些全球减贫政策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位获奖者将实地实验引入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过去侧重于理论研究。经过20年的发展,实地实验已经成为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他们倡导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如果要测试一项政策的有效性,参与者应该分为两组,一组是干预的实验组,另一组是对照组。这两个群体的区别在于政策的效果。这和衡量药物疗效的科学方法很像。

例如,为了测试蛔虫驾驶对肯尼亚儿童入学率的影响,班纳吉和杜弗洛将肯尼亚75所小学的儿童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发现,驱除蛔虫可以改善肯尼亚儿童的健康状况,提高他们的出勤率,然后他们的终生收入可以增加20%。政府为一个肯尼亚孩子驱除病虫的成本只有一美元,这意味着如果肯尼亚所有人都驱除病虫,肯尼亚的国民经济增长将增加20%。据说这项研究最终使世界上6000万儿童获得了免费驱虫治疗。

2003年,班纳吉和杜弗洛共同建立了贾米尔扶贫行动实验室(以下简称J-PAL),并由RCT从事项目研究。目前,J-PAL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发展领域最具革命性的组织。

三大赢家研究的关键是把全球贫困这个大问题分解成更小更精确的问题,从而为一些具体问题找到更有效更精确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了找到改善儿童健康的方法,我们可以在教育方法、医疗卫生系统、获得信贷等方面设计实验。“作为他们研究的结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辅导项目中受益,”瑞典学院举例说。

“要减少贫富两极分化,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可以研究如何让整个金融体系更有效地运行,使整个经济发展更均衡地惠及广大公众。另一方面,有必要研究如何通过政策手段降低贫困水平,减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数量,提高他们的教育和生活水平。这些政策手段可以包括分配全民生活基金、加强社会基本医疗保障、普及基础教育等形式。但是,哪种形式能够更有效地形成扶贫激励机制并产生持续效应,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困难的课题。但这三位学者创造性地运用实验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和采取有效的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洪雁指出。

纠纷

承诺

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但是如同之前的情形,对于本次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仍然存在着争议。

首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项本身便存在争议。在诺贝尔奖众多奖项中,经济学奖是唯一为社会运转理论提供的奖项,也是唯一不在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遗嘱中的奖项,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正是这份不同,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曾被质疑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中“对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求。

而且,经济学自身并不完美。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墨卡托斯中心(Mercatus Center)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布劳尔(James Broughel)指出,就像指南针不能指向正北一样,所有的经济模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错的。

布劳尔提醒到,将经济学家提升到诺贝尔奖所能提供的声望和影响力的水平,存在一种内在的危险。与物理、化学等学科不同,由于经济模型本身的不完美,遵循不精确或不正确的模式会使社会误入歧途。

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也曾经说道,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

其次,学术界对RCT本身也存在质疑。比如,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等学者都曾对就这些问题RCT提出过严肃的质疑。其中最主要的质疑是,RCT研究的是某个政策是否有效,而没能回答这个政策为什么有用的问题,缺乏对政策作用内在机制的探索。此外,验证有效的政策往往只在当地有效,不一定具有普遍复制的可行性。

严弘认为,这些争议实际上都是正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经济学术研究中能帮助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重要问题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必定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演化。因此在对诺贝尔奖得主的智慧和勤奋表示敬意的同时,不能把他们个人和理论神化,而是要充分理解他们工作的精髓和局限,不断推陈出新。

【责任编辑: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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